确立科学发展观 促进基础教育协调发展

郭巧智

     ****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提出:“坚持以人为本,树立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的发展观,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。”这段话明确指出,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,必须以人的需要,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,必须以科学的发展观为引导。这不仅对改善当前工作有很强的针对性,而且对今后我国健康顺利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。
     科学发展观是中央根据时代特点、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要求提出来的。邓小平早就指出:当今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;大家要抓紧机遇,集中精力发展自己;发展是硬道理。然而,怎样发展?大家必须与时俱进,再不能用革命和战争的那一套观念和方式来对待建设。从历史教训看,大家不能走资本主义掠夺性发展道路,不能像前苏联那样片面发展,也不能像大跃进那样先激进继而大倒退的“钟摆式”发展。而当前社会现实也告诉大家,如三农问题、能源紧张问题、非典爆发的教训等,说明发展不全面、不协调,会使社会矛盾激化;而我国要和平崛起,就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。
     科学发展观强调对事物发展要有科学的理解,敬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。什么是发展?现代汉语词典的说明,发展是事物由小到大,由简单到复杂,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。系统科学认为,发展是系统(事物)有序度、组织度增长,结构、功能优化的演进过程。系统科学还对系统发展条件和内部机制作了阐述。发展的条件:系统必须开放,与环境不断交换物质、能量和信息(耗散结构论)。发展的内部机制:环境干扰和系统内部各要素相互作用—出现“涨落”现象、打破旧平衡—各要素相互竞争—出现支配因子、产生协同效应—形成新结构与功能—进入新的更高级的平衡状态(协同学)。因此,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三个词,成为科学发展观的表述和判据。全面发展,要求保持系统整体性,不允许严重失衡;协调发展,要求保持系统内有稳定的主导因子,并对其他各组成要素起协同作用;可持续发展,要求保持系统内部协调,并保证从环境不断取得能量和物质资源。发展方式可以有渐进式、波浪式、飞跃式等等,但这只是发展的外部形式而非本质,某一对象以何种方式发展,只能由其外部条件和内在机制决定,而不以人的主观意志转移。上面提到的掠夺式的、片面的、钟摆式的发展,都因违背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付出巨大的代价。
     树立科学发展观必须同时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。社会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,都要依靠人,离开了人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就毫无意义,非科学的、畸形的发展最终受害者还是人。坚持以人为本,要求大家进行改革和建设时,要凸出人的主体地位,真正做到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;要求施政时更加关注社会公平,重视发扬民主,保障自由,党政机关和干部真正做到执政为民。 
     大家注意到,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已经把科学发展观运用到施政的重大决策上,如: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“六个更加”(经济更加发展、民主法制更加健全、科教更加进步、学问更加繁荣、社会更加和谐、人民生活更加殷实);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“五个统筹”(统筹城乡发展、统筹区域发展、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、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);最近国务院提出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,采取防止经济过热的“八项调控措施”。这充分说明了科学发展观对宏观决策的重要引导意义。
     作为社会子系统的基础教育,当然也要贯彻科学发展观。科学发展观最核心的思想是协调发展。系统各要素不协调,甚至互相冲突、互相削弱、互相拖累,不可能顺利发展,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。这里要再次强调一下, 讲协调不是提倡平均主义和折衷主义,而是上文所提到的,系统内要素有主导(支配)和非主导(非支配)因子之分,在主导因子的作用下,各要素相互合作、相互补充、相互促进,使系统整体得到顺利的发展。教育协调发展有两个方面: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,教育内部各要素发展相互协调。开放改革以来,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总体是健康的,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普及义务教育,九十年代提倡素质教育,给整个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、坚实的基础。但是,教育不公问题,教育乱收费和腐败问题,应试教育问题,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等依然存在,并已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,而且近年来有越演越烈的趋势,不能不引起大家高度关注。造成这些问题原因是复杂的,有认识问题、利益问题、体制问题,但更重要是政策问题,而教育政策的制订与实施,又有赖于正确的施政引导思想观点。大家试以“协调发展” 的观点来观察当前广州基础教育的矛盾,对解决这些问题作一些思考。
     一、要更多地关注农村教育,促进城乡教育发展协调。
     广州地区正在迅速城市化,城区教育不断发展,但城乡差异悬殊,仍是教育不公最突出的表现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,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,政府十分关注农村,在经费严重不足的情况下,仍然投入大量资金,把学校建成农村最好的建筑,为农村培养了数万合格师资,使农村基础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产生了快速的进步,城乡差距明显缩小。但十多年过去了,不难发现,城乡教育缺乏统筹,差异在不断扩大。最近,市政协对增城、从化农村地区义务教育情况作了调查,了解了两地义务教育的“困境”。在增城,义务教育建校工程欠款三千多万元至今无力偿还,全市“麻雀学校”占学校总数九成多,因资金不足义务教育硬App建设水平低,新课程标准难以实施,教师待遇不高影响教师素质和教学质量。近年广州经济发展迅速,城市建设投入更是大手笔,更应该贯彻科学发展观的精神,更多地关注、大大加速农村教育的发展,才可以名符其实称得上教育强市。与此同时,还应关注贫困学生教育,关注进城务工农民子弟教育,率先向教育公平的目标挺进!
     二、继续巩固义务教育,促进基础教育发展与大学扩招协调。
     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,在讨论现代化策略时认为,资金可以引进,技术可以引进,甚至专家都可以引进,唯独高素质的广大劳动者不能引进,只能通过基础教育的普及,才能打好现代化的根基。因此中央提出要把我国沉重的人口负担改变为人才优势的口号。而要办好基础教育,就要把教育的重心降低,重点放在普及义务教育和扫盲上,并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,然后普及高中,适当发展高等教育。义务教育的本质是普及与公平,面向全部学校,面向全体学生,让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全面发展。在这种价值观的引导下,我市十分关注义务教育的实施和巩固。但近年来情况发生了变化,在培养高级创新型人才的名义下,大学一再扩招,硕士生、博士生人数不断上升,从而引发了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。从全国、全省情况看,主要表现在教育资源分配和普通高中规模与质量两个问题上。广州由于主管的大学少,大学与中小学在经费和资源分配上的矛盾并不突出,而主要表现在教育价值取向与中等教育结构改变两个方面。后者引起职业技术教育迅速萎缩,技工及中等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,前者则起着改变基础教育发展方向的作用。基础教育发展有个价值取向问题,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发展路线。现代西方国家大都认为基础教育本质是国民教育,要强调普及与公平。有少数国家则不同,如新加坡,重视选拔培养尖子,对学生不断筛选、分流,实施着一种“精英教育”。现在情况是,为了适应大学不断扩招,中小学强化了教育的选拔性,展开了优质生源的争夺,教育行政部门加强了质量监控,而具体操作方式,不外是以各种名义、各种形式进行鉴别性和选拔性考试,难怪有报刊惊呼“幼儿园也搞应试教育”了。各种传媒更是热炒升学考试,热炒“高考状元”。在这样的氛围下,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呼声沉寂了,学校教改科研热情下降了,推进素质教育的力度减弱了,甚至有人喊出“高考大过天”、“要分数不要科研”的口号。其实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,搞好基础教育和大学扩招不是不可协调的,本质上是普及与提高的关系,劳动者素质、中等技术人才、高级专门人才,应该有个合理结构。基础教育的根基绝不能动摇,推进素质教育的方向不能改变,大学扩招的规模要有度,这样才适合我国国情。
     三、加大扶持改造薄弱学校的力度,促进学校间发展水平的协调。
     困扰着基础教育的一个大问题是择校问题。每到学校招生的时候,家长恐慌苦恼,教育行政部门紧张,社会舆论沸腾,“薄弱学校”师生心理备受打击。为了缓解矛盾,政府和教育部门年年被迫调整招生办法,制定收费标准,使收取择校费、赞助费合法化,纪检部门追查择校费的去向……。然而这些办法不仅不能治标,更不能治本,社会怨气有增无减。根本原因在于学校办学条件和水平悬殊,越来越不能满足市民对优质教育和教育公平的追求。虽然有关部门也关注着增加“优质学位”,但走的是“锦上添花”路线,受益的仅是少数名校。例如,办示范高中,校均投入高达1亿,受益仅24所原重点中学。又如,开放了名校办民校的政策,使这些学校既可考试择优录取改善生源,又可收高价学费,名利双收。表面上各层次学校均可收取择校费,然而收得最高最多的当然是少数名校。近年改造“薄弱学校”、“改造麻雀学校”是做了些工作,但政策不断向名校倾斜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按科学发展观协调发展的要求,大家不主张平均主义,不反对好学校越办越好,但应把重点放在提高薄弱学校办学水平上,后进赶先进,逐步缩小差距,最终实现整体优化的目的。当然这样做要有个长期努力的过程,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,拿出一个五年、十年,甚至更长期的学校均衡化系统工程规划,认真实施,才能根本解决问题。
     四、实行渐进式的课程改革,促进与教学相关要素改革的协调。
     新一轮课程改革在全国逐步展开,是当前基础教育系统内部改革的重点和热点,大家应该采取积极支撑的态度。一方面,课程改革是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,将会带动学校一系列的改革;另一方面,这次课改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主导理念,针对性、前瞻性都很强,如果成功,将有力地促进素质教育,甚至促进基础教育的转型。但是课改是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,弄不好就又出现“翻烧饼”现象,应该从实际出发,渐进式地,踏踏实实地进行。目前,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,一个是设计和宣传上的简单化、理想化,一个是实施上的急于求成。课改的总方案和后来许多专家对方案的解读都有一种倾向,为了证明改革的必要性,都着力批判传统教育的弊端,为了证明改革后的光明前景,都着力推荐一些理想化的设想,似乎这样一改就现代化了。大家却很少看到对传统教学和西方课程一分为二的、实事求是的评价,更少看到教学各环节中如何正确处理传统与变革、破与立关系的论述,但这正是作为课改实际实施者的教师所最关心、最困惑的。这次课改是经过了几年蕴酿,现在又在全国多个试验区进行实验,态度是比较慎重的,但是有些教育行政部门不顾条件是否具备,还没有认真从试验区汲取必要的经验教训,却急于求成,全面推行。这样当然能加速改革的步阀,但又激化了传统与变革、破与立的各种矛盾,加大了风险。事实上,从一些试验区反映的情况看,“新课改”确实遇到一些的问题。如:新课程与中考、高考制度不配套;教材本身还有许多问题未很好解决;教师专业结构和素质不适应;相关的教学资源未具备;教师工作和学生课业负担加重;学生成绩分化增大;在农村和普通学校实施有困难,……这些问题恰恰要在改革的实践中才有可能呈现和解决,问题是要有过程。这个过程是,通过课改促进相关困素的发展,反过来又通过相关因素的发展,逐步落实课改,这是一个不断反复反馈调节的过程。因此,只能用渐进方式,而不能用激进方式(或有人说的跨越式)才能顺利完成。
     五、德育注重健全人格培养,促进学生社会性品格与独立性品格发展的协调。
     德育培养目标,在德育体系中起主导作用,它制约着德育的内容、方法、途径、评价等诸因素,所以加强和改善德育工作,首先要对培养目标正确设定和把握。德育目标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健全人格,即包括良好的社会性(或称适应性)品格和独立性(或称发展性)品格。所谓社会性品格,指我国公民应具备的国家观念、集体意识、规范行为,所以我国强调爱国主义、社会主义、集体主义是德育的主旋律。所谓独立性品格,指个人有自我发展意识、独立自主精神,价值批判能力和社会实践应对能力。作为健全人格,两者应该同时具备。没有前者,缺乏统一的国家观念,个人就失去远大的社会理想,民族失去凝聚力,国家一盘散沙,谈不上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,为振兴中华而奋斗。没有后者,个人创造性潜能不可能充分发挥,不可能自觉地、理性地参与社会改革,在重要历史关头容易盲目受社会思潮所裹挟,还往往被阴谋家、野心家所利用。现实的情况是,大家重视前者忽视后者。例如人生价值教育,只讲奉献,这当然正确,但就没有讲清如何处理社会理想与自我实现、集体主义与个人自由、义与利的关系。又如法制教育,只讲遵纪守法,没讲如何依法自我保护,更谈不上对某些法律条文及执法方式的质疑改进。从科学发展观的协调发展原理看,两者是应该协调起来,才能形成健全人格的。由于受传统社会学问、政治体制影响,我国偏重于国家利益,强调个人自律,被称为国家主义;而西方则崇尚个人价值,主张自由民主,被称为人本主义。其实两者都是片面的,应主张国本与人本的统一。从社会学角度看,人的发展是社会化和个性化两者并行的过程。而教育本来就具有双重功能,既按国家意志培养适应社会秩序的人才,又促进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地、自由地发展,使之成为幸福完美的人。总之,加强和改进德育,一个十分有意义的研究课题是,如何协调两种品格的培养。

2004年 6月(原载《基础教育参考》19期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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